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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苏子盛 从弃儿到创业先锋

2019年06月12日 09:06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黄勇

清嘉庆10年(1805)十二月初六日,苏定伦从刘荣才手里买下一宗价值1500两白银的地产。此为双方签订的定金契约。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苏邦贤购置产业的其中一件定金地契。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清朝移民,苏氏家族的苏子盛入籍四川后,在七根槐佃下丁家的田地,一大家人开始了在新家园的生活。

  不过,有一定经济头脑的苏子盛,在后来的日子里,在双灵观置办了一些产业,只是后人并不以这里为主要的生活和发展区域。苏氏家族入川的第二代5个男丁,后来衍变成发展得很好的五房人。

  据《华阳苏氏族谱》记载,入川第四代苏定陞在迁葬曾祖母、苏子盛妻子廖氏所作的《捡金葬序文》中写道:“吾等五大房于(曾)祖母始葬得宜,人丁颇盛,财产颇足。”

  苏氏家族到了入川的第三代“成”字辈,因为每房人都有3—5个儿子,家族人口大大增加,涌现出了创业的典型人物苏成勇。

  壹 入川途中

  他病危差点被遗弃

  苏成勇出生在广东和平县老家,雍正4年(1726)随祖父苏子盛迁到四川时,正好10岁。

  迁徙途中,苏成勇生病了,家人把他放在箩筐中,一路挑着往四川走。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生病了难以得到及时治疗。苏成勇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了人事不省的地步。大家以为他活不了了,如果继续带着他,是一个负担,只得含泪把他丢弃在路边的草丛中,让他自生自灭。

  那时的人命,真的是如草芥。不过也能理解,在很多选择面前,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必须要丢掉一些的。什么都想留住,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当大家要离开的时候,苏成勇突然醒过来,发出“嗷嗷”的叫声。大家一合计,既然这孩子还活着,就继续带他走吧。就这样,苏成勇的病居然慢慢好了起来,最终一路平安地到达了四川。

  湖广填四川移民中,类似苏成勇这样的例子不少。

  雍正5年(1727),汀州府武平县岩前里六甲大布坊葛藤垇(今福建武平县岩前镇大布村)陈氏家族中的陈维举,带着陈怀荣、陈怀华、陈怀科3个儿子跋山涉水入川。

  当时,陈怀荣只有13岁,陈怀华才几岁,一路上,由陈怀荣负责照顾陈怀华。陈怀华因为太小,走不了多少路,基本上由陈怀荣背着。

  途中,陈维举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因路途实在太遥远,四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的,陈怀荣这么背着陈怀华不是办法,干脆把陈怀华扔了算了。

  走了几乎一天的路程后,陈怀荣对陈维举说,他不忍心丢下弟弟,即使路途再遥远,他宁可背着弟弟,也不愿骨肉分离。陈维举也非常于心不忍,同意了陈怀荣。陈怀荣赶紧往回跑去找陈怀华,居然找到了。此后,陈怀荣一直背着陈怀华到了四川。

  陈维举一家先是迁到叙州府南溪县西教场(今四川南溪县滨江新城一带),后落业在南溪县江南铜鼓滩上江家沟。

  贰 苏成勇的后裔

  在苏氏家族中最繁茂

  中国有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陈怀华长大后,在江家沟勤俭创业,后裔繁多。

  这句话在苏成勇身上,也是非常恰当的。苏成勇后来成为苏氏家族的创业先锋,他这一支族人,也是苏氏家族人口最为繁盛的一支。

  苏成勇最迟在46岁时,已经开始在比双灵观更靠近成都的赖家店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了。此后,他率领子孙迁到更靠近成都城区的倒石桥开创基业。他的后辈在倒石桥附近不断兼并田地,家业逐渐壮大。

  苏成勇通过实际操作,为后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快速购进田地的方法。经过他的儿子苏定伦、苏定端、苏定贵及孙辈的实际操作,苏氏家族积累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

  苏氏后人为纪念苏成勇,专门将这一分支的祠堂命名为成勇公祠,形成了春分日祭入川始祖苏子盛,冬至日祭苏成勇的家族传统。

  叁 节约交易费用

  以定金契约方式兼并土地

  苏氏家族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入川第四代——苏成勇的儿子苏定伦、苏定端、苏定贵等时,《华阳苏氏族谱》中记载,曾一度出现“房房丁捐,户户财倾,竟无一房如从前者乎”的局面。

  尽管如此,苏氏子弟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不断反省,继续奋进,止滑企稳,最终由苏定伦率先掀起发展的势头。

  嘉庆10年(1805)十二月初六日,苏定伦从刘荣才手里买下一宗田地。刘荣才和侄子刘永清、刘永兴、刘永扬、刘永达、刘永发、侄孙刘超群等,在契约中写道:

  “今因家中少银凑用,叔侄弟兄商议,情愿将先年自置田地一处,坐落华阳三甲七十一支……地名赖家店侧近,田地一庄,堰塘四口,以及堰坎堰底、漏引鱼苗、山岭熟地、草场基址、阴阳二宅,林园竹木菜地,百样花果树木,草房一座四向,左右粪房二间……碾子一座,碾房、碾石俱一全套,古井一口,菁苗土地一座……卖与苏定伦出首承买为业”,合计1500两银子。

  嘉庆17年(1812)六月二十九日,苏定伦又从陈仁珑及其侄子陈宗斌手里买下一宗田地。

  这宗田地,是陈仁珑“先年祖父置下田地一处,与堂兄陈仁瑛分受己名下田地一股,坐落华阳县三甲五十六支……地名青龙埂,瓦草房屋一院,以及门楼,内外房屋、粪房五间,六合门扇二十六扇,门框俱全,门窗户格、梁桁、桷挑、楼牵,碾房屋一座,碾槽、轮石、碾杆全套,浴堂、猪圈房屋,石灰坑四口,内外浮沉砖石,堦檐滴水石瓦片,堰塘三口”等,总价为九九呈色纹银1850两。

  苏定伦购买的这两大宗田地,都是以卖地定金契约的形式记录下来的。

  除了苏定伦买田置地,他的三弟苏定端、四弟苏定贵也在购买田地,而且也是大手笔,动辄交易额就是上千两银子。

  嘉庆12年(1807),苏定贵从陈胡氏手里买下青龙埂的一宗地产,总价为1250两银子。

  嘉庆17年,也就是苏定伦从陈仁珑及侄子陈宗斌手里买下总价为1850两纹银的田地的同年,苏定端从曾陈氏手里购得老鸦林的一宗地产,总价为九九呈色纹银1925两。

  苏氏兄弟们不断进行大宗地产交易,说明他们的父亲苏成勇创下了不小的基业,可以让儿子们能动用上千两银子买地。

  “川五代”苏邦贤

  34年里买下上千亩田地

  从苏氏家族发展历程来看,入川第四代“定”字辈的苏定伦、苏定端、苏定贵等购置田产,还只是前奏,苏家真正大规模置业的是第五代,代表人物是苏邦贤。

  苏邦贤(1798-1888) ,字希三,官名苏秉权,苏定伦的四儿子,活了91岁(虚岁),非常高寿。

  苏定伦有4个儿子:苏邦明、苏邦兴、苏邦昌、苏邦贤。苏邦贤在四兄弟中虽然排行最后,但他对苏氏家族和地方的贡献最多。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与苏邦贤有关的土地契约中,很多时候他的名字是苏秉权。

  苏邦贤是大孝子,在当地以孝行闻名。苏邦贤10多岁时,苏定伦就患上中风病,生活起居很不方便。苏邦贤侍奉父亲左右,端茶送水,照顾生活,数年如一日。嘉庆25年(1820),苏定伦去世,22岁的苏邦贤“衰毁愈恒”,非常伤心。后来,他还“置义田数十亩,以瞻宗族”。

  苏邦贤的这些孝行,民国版《华阳县志》上有相关记载。能被载入县志,说明苏邦贤在当地的名气不小,而且颇有乡绅风范。

  “买主连界”购买的水田上千亩

  苏邦贤与兄长们成长起来后,倒石桥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发展需求。

  树大分丫,人大分家。苏氏四兄弟中,苏邦贤迁往离倒石桥老屋不远的青龙埂,苏邦明迁到倒石桥南5公里左右的高竹林,苏邦兴留在倒石桥老屋,苏邦昌迁到离倒石桥不远的来龙寺。

  苏邦贤从33岁开始买地,到66岁结束,即道光11年(1831)至同治3年(1864),他以个人名义购买了19宗田地(我们此前有所讲述),全部采用卖地定金契约的形式,完成交易后同时保留定金契约和老地契,共计花去26849.4两银子,购买的水田总面积上千亩。

  这个数据,是从现存契约中的亩数计算出来的。实际上,从契约叙述中与“买主连界”等字句以及苏氏后人讲述,苏邦贤当年拥有的田地远比这个面积大得多。

  苏邦贤的后人分家,有些田产被细分甚至被部分族人给卖掉了。

  贤名远扬善于搞好内外关系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深入分析研究后说,苏邦贤的交易至少有4个特点:

  一是快速兼并。

  买田置地,尤其是优质耕地水田,这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是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国家财源的基本保障,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

  苏邦贤在经营技巧方面,善于运用金融手段。作为地主,苏邦贤善于与佃户处好关系,形成长期稳定的佃约关系,甚至让一些佃户参加到自己的田地交易中,好处在于可以动用那笔可观的押租钱用于投资。

  随着祖辈创业积淀、家族财富进一步积累,苏邦贤手中拥有大量的田地收益及押租钱可以灵活运用,他购买田地比先辈更为容易。

  这其实与现在一样,靠卖苦力挣工资钱是难以致富的,只有钱生钱,玩转资本,才容易发家致富。

  二是当家得早。

  苏邦贤在33岁时,用了1500两银子购置田地,而他的父亲苏定伦用相同的银两购置田地时,已是57岁。

  三是进军平原。

  随着事业的扩大,同时受伯祖父苏成智迁居温江的影响,苏邦贤改变购田以青龙埂为中心的做法。

  他的最后两次交易,一次在成都南门外的洗面桥侧近,一次在温江二甲王家桥,交易额分别是4400.4两和3140两纹银。

  苏邦贤计划先在平原上置办产业,待打通人脉后再举家搬迁过去。他的子孙,后来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四是义名远播。

  苏邦贤致富后,为帮助家族内部经济困难的家庭,专门“置义田数十亩,以瞻宗族”。这是对内,给族人留下好印象。

  同时,他对佃户讨阴地者,一律来者不拒,并且非常大方,免费提供,分文不取。这种做法,可以让佃户对他感恩在心,从而形成较为长久的租佃关系。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获取稳定的租收,另一方面可以从容地使用佃户的押租银去购置新产业。

  正是因为苏邦贤把内外关系搞得好,使得他成为苏氏家族的中流砥柱和地方上的著名绅士。

  “川八代”苏海帆

  苏氏家族最后的中兴之士

  苏氏家族入川第五代以苏邦贤为中兴人物,使得家族实力得到迅猛增长。但到了第六代,苏氏家族产业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第八代的苏海帆,其名声及产业规模都超越了苏邦贤,苏氏家族达到顶峰。

  苏邦贤的长子苏国宽(1816-1877),字敷五,苏氏家族本支家业的继承人。

  同治3年(1864),苏国宽48岁时,紧跟父亲的步伐,到成都平原地区的温江置业。

  同治3年(1864)八月十三日,谢竹屏、谢锐臣在契约中写道:

  “情因移窄就宽,弟兄商妥,将己名下水田二段、基址一所、旱土一块,合计一百二十亩零,载粮二两四钱八分整……隔河有田二块……此隔河之田借道耕种……所有住宅瓦房五向共十七间,内有仓二眼,仓底、仓板、门窗、户壁,上齐瓦桷瓦脊,下至地脚,砖磉、门窗、户格俱全。瓦楼门一座,墙垣、水井、粪池一并随田搭卖,毫无提留。弟兄商妥,自托引中说合,扫土捆卖与苏国宽名下管业耕输。比日凭中议定,捆卖时值价银四千五百两正。”

  出手就是4500两银子,这是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定金)契约中交易额最大的。

  但是,此后就没有苏国宽购置产业的契约了。这从一个侧面显示,苏国宽买下谢氏兄弟的这份产业后,经济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导致鲜有作为。

  苏国宽先于父亲苏邦贤11年去世,这对苏氏家族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苏国宽的兄弟们普遍不长寿,甚至还出现了单传的现象。不过,单传也有好处,没有因为大量子弟分家而使得家族财产太过分散。

  苏国宽的三弟苏国容(1825-1870,字铸庵,官名云章),生独子苏大来(1844-1876,字泰占),再单传苏振煓(1865-1950,字海帆,官名宗洵)。

  苏振煓是苏氏家族入川第八代中的佼佼者,他在外被通称为苏海帆,在苏家以及在西河场到赖家店一带,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声誉及产业规模都超越了苏氏家族入川第五代的苏邦贤。

  据苏海帆的孙子苏淘声讲述,苏海帆娶了黄土场门当户对的富户何氏女子为妻,子女甚多。1903年版《华阳苏氏族谱》中记载,他有5个儿子,但据口碑资料,其实他的子女远不止5个。

  苏海帆可以说是苏氏家族最后的中兴之士,他像先辈一样,继续积极地扩张产业,仅仅在青龙埂附近就有2000多亩田地,在成都城边的平原上及城区还有多处产业。

  苏海帆在时,苏氏家族兴盛到了哪种程度呢?据说,当时苏氏家族族内有事,在开席时,仅仅是裁缝就要坐3桌。

  苏海帆在民国时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分家活动。他将青龙埂附近的田地留作祠堂公产,其他田地就近搭配,以拈阄的形式将产业分配给了儿子们。

  苏海帆这次分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什么时候,也不清楚苏海帆是否具有远见。但这次分家,至少让他的后代在1949年后进行的土改中,极大地减少了风险。虽然也可能因为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也是地主,但因为土地没有集中,最多也就是中小地主,而不是大地主、超级地主。

  苏海帆的儿子苏家成(字自强),黄埔军校战研班三期毕业,后来曾担任黄埔第18期的教官。

  民国时期,成都东山一带的治安条件不好,富户经常被“棒老二绑肥猪”,鉴于当时的社会治安现状,苏氏家族开始在成都城区大量购置房产用于居住。青龙埂及倒石桥的老屋,则雇人看守并给先祖灵位上香,苏家人仅在祭祖时回去小住一段时间而已。

  封面新闻记者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责任编辑: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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