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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城后裔 八旗子弟留下的血脉

2019年06月25日 09:57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章夫

少城内的标志性建筑“恺庐”。

野花变成家花。

出行有马车代步。

满族女人与花。

  本文要说的成都少城血脉,很大程度上指康熙年间满蒙的八旗后裔,因为在他们来少城之前,张献忠屠杀了成都人,当然也就没了少城了。真正的少城后裔,实际上是那些八旗子弟留下来的血脉。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光绪三十年,成都满蒙总人口是21760人。

  今天在成都的满蒙后裔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数字,据“成都市满蒙学会”的统计,不到一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成都市满族人口为2817人,蒙古族是989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为4266人,蒙古族是1343人。然而真正是康熙年间随荆州换防来成都的八旗后裔,可能人数会更少。

  随着时光流逝,不用说今天大多数成都人对300年前那段史实不甚了解,就是那些祖上居住在少城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祖辈在少城的生存情况,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清楚。

  于是乎,成都百姓心目中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总体印象——少城里走出来的都是些“手提鸟笼,赏着花香,哼着小曲”的王公贵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成都生活方式的开创者。因为他们成天坐茶馆,赏花草,遛鸟养宠物……才有了今天成都的茶馆产业,花卉产业和休闲文化。

  壹 旗兵驻防成都,少城有了新主人

  八旗子弟及其后裔生存中的酸甜苦辣,兴衰荣辱,却很少为外人道。的确,他们住在水泄不通铁桶一样的少城里,很少有人撩开其中的神秘面纱,个中甘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正是带着探秘的心理,我走近了在成都为数不多的这批神秘而特殊的人群。

  通过走访了解少城和清末住在少城的望族人家,通过他们的故事,折射出少城的荣辱与兴衰。这些当年还是懵懂孩提时代的旗人,如今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从他们朦胧的记忆和切身感受中,我走进了一个个真实的少城旗人生活区。

  当年康熙进兵成都,是考虑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因为成都作为进藏重要的门户,无论大征小战,都有着桥头堡的作用。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西藏地区由于和硕特部的统治与藏族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蒙古准噶尔部乘机偷袭,杀死拉藏汗。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数千,前去弹压,遇伏,全军覆没。清廷决定由青海、四川、巴里坤三路出兵进攻准噶尔部。其时巡抚年羹尧奏请在四川设驻防旗兵,“上嘉其实心任事,遣(付)都统法喇率兵赴川协剿。”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三千旗兵入川。这批旗兵曾进驻巴塘、里塘、打箭炉等地,藏乱平定,法喇率兵返回成都,康熙六十年奉命留旗兵驻防成都。

  成都这才有了驻防旗兵,也就有了成都的满蒙族。此后,少城便有了它新的真正的主人。

  贰 八旗实行世袭,大量旗人成“闲散”

  《大清圣祖仁康熙徨帝实录六》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八月庚寅,“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以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

  有了朝廷的“御旨”,世代居住北方的旗人,就这样在西南多雨的成都,成家立业,从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众所周知,成都是座移民城市。明朝末年,四川屡遭兵祸,成都尤甚,民众大量死亡,几十里或几百里都无人烟,田土荒废,长了很多树木,到处野兽成群。

  一些住在成都附近的地主富户,事先纷纷携带金银契据带着子女逃进灌县以西地区居住。因之,在成都,现在还留有“弄烂就弄烂,弄烂到灌县”的顺口溜。后来清朝肃亲王统兵从北路进川,清除了四川的兵乱,四川渐次平静。为了改变四川的荒凉现象,清廷当局把湖北两广的人移来四川开辟已经荒废的土地(开辟的土地归自己所育叫做插占)。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之役后,“奏请特设成都将军(全衔称‘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一员,以资镇慑。其权限除内地州县营讯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如松茂、建昌二道所属三府厅州县管理口外士司者,并松潘、建昌二镇,阜和一协及所属管理口外士司者,悉归将军统辖。”按照清制,驻防八旗将领不能指挥绿营,这也是防止将军的权力过大,互相牵制之术。

  成都却是例外,“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清史稿·兵制》)。表明成都驻防八旗有统辖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任务。

  八旗实行世袭制,兵员只能在他们的后代中挑选。随着驻防八旗人口的增长,编制也时有增补,主要是增加养育兵和余兵的名额,它带有救济贫困旗人的性质。同治以后增添“精锐营”“振威营”“新威营”。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兵额的需要,实际上只能是半世袭制,往往一个旗人家庭只有一个军人,也要养活一家人。因而,大量的旗人成为“八旗闲散”。

  正因为满城四面高墙,铁桶一样围得水泄不通,不与城外汉人相通,因而“与民甚是相安”。慢慢地,八旗兵便成为“井底之蛙”,以至于在大清末年,连自我生存的本领也没有了。

  这也怪不了满蒙旗子弟,他们的祖辈都是过着“清语骑射”的日子一辈一辈过来的,吃穿全是皇粮皇饷。清代八旗兵的制度,原是平时牧畜,战时召集成军,入关以后拨各地驻防,便成职业军人,代代都靠粮饷生活。

  由于兵额有限,粮饷也有定额,这就使得人口繁衍速度缓慢。

  据载,康熙六十年来川驻防的旗兵,满蒙户口二千余户,人丁五千余。到嘉庆时百年当中满蒙旗兵户口是2153户,人丁10998名,没有大的增长。同治十年报部册籍,户口四千五百余户,人丁13700余名。光绪九年将驻防闲散100名(旗兵家属不是额设兵士)移调杭州填防,连家属其三百余名。光绪卅年将军绰哈布查核册籍,实有户数五千一百余户,男子一万二千余名,女子九千余名,共二万一千余名。

  说穿了,是整个大清体制这个“笼子”,把他们禁锢在少城这样的优越环境里,纵然他们自己有三头六臂,走不出少城半步,也是枉然。

  叁 将花与战马,带到遥远的成都

  住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宿舍的赵尔寰家里挂着不少书法作品,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家,屋子里,窗户边全是花盆,那些花盆里的花真可谓争奇斗妍,赏心悦目。同样,在赵宏枢和苏成纪两位老人的家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世世代代生活在成都的八旗后裔们的生活方式很特别,也很浪漫。

  就像赵宏枢、苏成纪这些老人一样,可能他们的生活并不富有,可即或是手里只剩下买一束花的钱,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束花回家。

  这,就是真正的骨子里的满蒙人。

  旗人爱花的历史,据说与他们的祖辈生活经历有关。作为曾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祖先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野花。我们可以想象,面对那些叫不出名字来的各式各样的野花,他们的妻子儿女会以怎样激动的心情去采摘?那些职业军人们在战争间隙,卧榻在营房,枕边有几束鲜花相伴,是残酷的战争中最为温馨也最为奢侈的伴侣。

  日积月累。花的种子便留了下来,随着战马游走四方,只要稍一停留下来,花种撒进土壤里,五彩缤纷的鲜花便迎风而开,花香千里。或许,那些南征北战的旗兵们,在每每看到花的时候,便会想起遥远的家乡。或许只有花这个看得见的载体,才能勾起旗兵们心灵深处的种种思念。

  花,是这个马背上民族最好的精神寄托。

  经过天南地北,那些采摘的各式各样野花,同样带到了曾经遥远的温润的成都。从成都流传下来的竹枝词里,我们可以看出清初八旗兵营里,较为殷实的花一般的岁月。

  “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花。

  旗人爱种树、栽花,满城内一年四季景色秀美。

  荷花是满城一大特色。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载“武庙,在满城军署前,国朝乾隆癸卯年(1783)建修,名关帝庙。左有莲池,右有太极池。引金水河由正殿前横过。”

  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对满城环境也有类似描述:“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新,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小东门”与“娘娘庙”,“安顺桥”头花市分。卖尽千筐供佛少,日高齐上万乌云。

  小东门,是满城的一道城门。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说,娘娘庙“在满城内都统街。正白旗二甲建。”旗人爱花,有固定地点的花市自不足为怪。

  “西教场”兵旗下家,一心崇俭黜浮华。马肠零截小猪肉,难等关钱贱卖花。

  “西教场”是八旗兵练武场所。清中后期的旗人“崇俭黜浮华”,生活简单朴素,卖花成为谋生手段之一。为了能吃上“马肠零截小猪肉”,等不及关钱即将花贱卖。

  有着“芙蓉古城”之称的成都,自古就有爱花的习俗,少城里的花与大城的花浑然一体,构成了成都这个温润的花花世界。很难说今天我们最喜爱的花里面,某一种就是当年旗兵们从草原上带来的野花。

  不仅如此,成都数百种名特小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些满蒙人的作品。比如风靡成都的“甜水面”“洒琪玛”“芙蓉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北方风格的食品,然而却在包容性极强的成都发扬光大,大受欢迎。

  对于这座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城池而言,八旗子弟及其后裔无疑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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