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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坝上大师云集的岁月(二)

2019年07月11日 09:32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谭楷

华西协合大学大门。

闻宥(戚亚男提供)。

马悦然

闻宥先生像(1949年马悦然摄于四川成都)。

闻宥的小儿子闻辂。

华西坝的老照片。

百年前的华西坝。

  

    诗赠闻宥 陈寅恪自称“小巫”

  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的研究员,全都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有:

  韩儒林,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留学比利时、法国、德国,归国后专注于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的研究。

  刘朝阳,中国天文史研究的主将和开路先锋。

  刘咸,在英国牛津攻读人类学,是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

  董作宾,发掘并研究殷墟的甲骨学家,后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方桂,留美博士,因深入印第安村落,调查研究印地安一个小支系土语而获得很高声誉,被誉为中国的“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滕固,中国美术史家。

  特约研究员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和学生,长住闻宥家。

  闻宥,字在宥,号野鹤,上海松江人。他国学底蕴深厚,得益于家学,17岁便崭露诗才,成为名满天下的南社成员。

  1940年,庞石帚被免职,闻宥受聘为华大中文系系主任。庞石帚的恩师——蜀中诗坛大家林山腴曾大为不满。坊间曾有“鸠占鹊巢”之说。后来,林山腴读到闻宥诗词,盛赞其有李义山风骨,并对闻宥中年之后专事学术、不再吟诗填词深感惋惜。遗憾的是,直到晚年,闻宥才知道林山腴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他感叹道:“此真知我之言也!”

  闻宥有极高的语言天赋,通晓英、法、日、俄语,以后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藏语、彝语、壮语、羌语等,还精于金石书画鉴赏,是西南地区铜鼓研究的先驱。

  陈寅恪赠闻宥诗中有两句:“君化无用为有用,我以小巫见大巫”,可见他对闻宥学识的赞赏。

  贰

    千里寻父 铭记一段深重苦难

  抗战初期,闻宥在昆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书,是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方叔轩实施“名教授计划”挖来的。当时,闻宥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二是要解决薪酬寄往上海的问题。方叔轩慨然承诺。

  闻宥一到成都,中国文化研究所有办公地,也有一定经费,顺利地办起来;第二条,也很好解决。当时,闻宥在昆明,家人在上海。要将薪酬换成外币,辗转寄到上海非常麻烦,且汇费极高。方叔轩告诉闻宥,华西协合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从外资银行走账,你只须将薪酬存入成都的银行,你的夫人在指定的上海银行即可按手续取款,非常简便,也免去了高额的汇费。

  相比昆明和重庆,当时成都的物价便宜得多。闻宥到成都后,感觉挺好。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资银行关闭。闻宥无法将在成都挣的薪酬汇到上海。1943年,闻宥夫人不得不带着两个儿子,辗转数千里,来到成都。

  笔者儿时,闻宥的小儿子闻辂是天竺园、鲁村一大群小屁孩拥戴的“头头”。至今,闻辂教授清晰记得“千里寻父”的路线图:

  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转车到徐州;在徐州雇架子车,摇摇晃晃到开封;从开封再坐骡子拉的大车,颠颠簸簸到洛阳;从洛阳坐火车到潼关,换掉了手中的伪币,终于离开沦陷区。然后乘陇海线火车,经宝鸡入川。一路上,看到日伪军警对可疑分子搜身,用刺刀挑开皮箱,任意辱骂殴打中国同胞。

  一个月,从上海到成都,闻氏兄弟读懂了那时的“爱国主义教育”,也铭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

  叁

    高朋满座 外国学者爱住闻宥家

  华西坝上,五大学抱团,坚持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闻宥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岁月,是他学术成果累累的巅峰时期。他发表了《论民族语言系属》《民族语中同义词研究》《羌语比较方法》《摩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倮罗译语考》《评托马斯南语-汉藏边区一种古语》等学术论著百余种,赢得了国际声誉。该所的学术刊物《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论丛》和《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被认是中国同类刊物中最杰出者。为此,他受聘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文学会会员、土耳其国际东方研究会会员。

  1949年,英国剑桥大学邀请闻宥去东方系任教,其时,国民政府已摇摇欲坠,他预感到自己的学术前景将会如朝霞般灿烂,婉拒了英国人的美意,继续留在华西坝教书。

  “要学习好汉语,最好住在中国人家里。”在西方汉学家中间,流传着这样的“经验之谈”。闻宥家最先入住的是石泰安,他后来成为法国研究中国学的最高权威、法兰西学院教授;接着是英国著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来华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元曲;住得最长久的是德国人傅吾康,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明清史。

  闻辂还记得,傅吾康是非常快乐的人,遇上雨天,他会穿着裤衩,就着哗哗流下的屋檐水洗澡。水很凉,很刺激吧?他会唱着歌,发出一串串颤音。经闻宥的悉心指导,傅吾康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回到德国便被聘请为汉堡大学教授。

  1948年,瑞典小伙子马可汗慕名来到了闻宅。

  马可汗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高本汉,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一生著述达百部。他曾以惊人的能力,考察记录了中国33种方言。结合古代典籍,拟构了中古汉语的发音。马可汗跟闻宥学习了两年汉语,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

  高本汉建议马可汗去四川考察方言,于是马可汗来到了成都。就在天竺园那栋小楼,闻宥给马可汗取名——马悦然。

  原来,闻宥对于外国人取中国名字有一番研究。他曾对闻辂说:“英国人韩伯伦这个中国名字,就只有点音译的意思,一般化。我给他父亲取的名字韩望涛,就比较好。因为他的名字有水的意思,英伦三岛周边都是水,望涛又有气势,又有诗意。”

  马可汗到了中国后,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喜欢他的名字,因为“可汗”是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尊称,对于饱受异族侵略之苦的汉人来说,显然不太顺耳。

  肆病逝之后 马悦然深情回忆恩师

  对于年轻的马悦然来说,闻宥是慈祥的父亲,博学的老师和真挚的朋友。闻宥病逝后,马悦然深情回忆起求学的情景:

  当时,我既年轻又缺乏经验,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跟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顿时感到十分的迷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时任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宥教授相遇。他当时的年龄已足以做我的父亲,而从我们友谊一开始,他的确像父亲一样引导着我沿着艰难的学术研究之路前进。我一直非常感激,是他耐心的指导和智慧的启迪,激发了我对四川方言语音系统的兴趣。我感到极为荣幸的是,我的第一篇研究方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在闻宥教授主编的StudiaSerica。他的博学、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和他那种引导朋友和学生领略学术研究之美的能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在研究汉代画像砖上展露的才华和他对宋词极富创见的阐释不仅缘于他的潜心研究,更是对学术真正热爱、倾心奉献的产物。正是这位老朋友的引领,我才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汉语音韵和古典诗歌之美。

  1955年,闻宥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他的邻居是鼎鼎大名的冰心和吴文藻一家。

  值得大写一笔的是,闻宥风闻中印两国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争执时,想起曾在成都的古旧书摊,花一个银元购得的一本印度出版的英文地图,地图上的中印边界线完全按中国方面认可的走向绘制,根本没有“麦克马洪线”。闻宥将这宝贵的地图交给领导,立即转送外交部。周恩来总理与印方谈判时,出示的地图正是闻宥所献。

  如今,一块汉白玉牌“成都市历史建筑——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旧址”已挂在原天竺园那一栋小楼。马悦然给闻宥拍的那张照片,已成经典,广为流传。

  杨正予说:“闻伯的业绩是湮埋不了的。研究陈寅恪,会读到他的十几通信札;参观川大博物馆,会看到他收购的、特别名贵的明清瓷器和价值极高的字画;还有马悦然,说起恩师闻宥有倾吐不尽的感情;加之他的学术著作,是一座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1985年9月,闻宥在重病中,曾赠弟子韩秋白诗一首:来时还是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

  名家档案

  闻宥(1901—1985年)字在宥,号野鹤。江苏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泗泾镇人。民国十八年(1929)起,历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1952年院系调整后,再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西南民族学院教授。1955年起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到逝世。他是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文学会会员,土耳其国际东方研究会会员。

  生平学术论著甚丰,考古文物方面的有《古铜鼓图录》和《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等。语言方面的论著共数十篇,主要有《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论爨文丛刻兼论罗文之起源》《倮罗译语考》《摩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黑鹿释名》《扶留考》等。在民族语文方面,字喃、彝文和羌语的研究,都是由他开创。

【责任编辑: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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