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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街的历史风云(中)

2019年07月11日 09:37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姚锡伦

1932年,燕京大学女子棒球队赛场合影。

梅贻宝

陈寅恪

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

1936年,司徒雷登与燕大校友会师生合影。

司徒雷登(左二)与同仁在燕京大学院内合影。

那口老井,曾位于半边桥南街与陕西街相交的街口。

  今天的陕西街29号,是成都石室联合中学。这所学校是依托石室中学在1997年才新办的,历史并不长。然而,在“老成都”的记忆里,这里分明就是一所百年老校——石室联中的前身,叫成都十中;成都十中的前身又叫“私立华美女中”。华美女中是基督教美以美会(亦称卫理公会)于1912年创办的。这所学校虽为教会所办,但它并不强求人人均须入教,课程设置也与一般中学无异,所聘教师中外人士皆有,惟校长一职必是教会中人。其校址系旧药王庙改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女儿心庆,20世纪40年代曾在这里就读。华美女中从创办时的1912年至1952年政府接办更名为成都十中止,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1942年至1946年,这四年是北平燕京大学迁址成都陕西街华美女中,后方复校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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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大师生

  抗战期间入驻华美女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于当日进驻北平燕京大学,宣布接管,封闭校园,驱赶师生员工,外籍教师及部分师生被拘捕。消息传到后方,内地校友群情激愤,奔走相告,倡议复校。翌年2月8日召开临时校董会,即作出了“燕京大学后方复校”的相应决议,确定选址成都。初拟投靠华西协合大学“挤一挤”,但因抗战发生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济南的齐鲁大学已先于燕大迁来成都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华西坝已呈“客满”状态,燕大原想搭驻的念头,只好打消。

  适巧抗战期间为避敌机轰炸,政府有令:“各公立中等学校,应剋速于市外或附近县镇,觅定相当场所(尽量利用庙宇)或租借房屋,设置分校。”华美女中即很快腾空校舍,疏散至成都北郊崇义桥张姓住宅。这让燕大喜出望外,遂向业主卫理公会商定租妥华美女中(月租1500元)及启化小学(月租500元)。两校毗连,只一道矮墙间隔。两校街对面即是卫理公会礼拜堂及存仁医院,即现四川省教育厅所在地。

  当时的华美女中主要建筑是一栋两层大楼,内有教室六七间,小礼堂一间,阅览室一间。这样的办学条件与北平燕大占地700余亩的未名湖校园,既有庄严肃穆的宫殿式建筑,又有绮丽风光的湖光塔影相比,显然是有天壤之别。但在战时,流亡成都的燕大师生能有这方天地落地生根,亦属幸事。就连代理校长梅贻宝也不胜感慨,这是“天助我也”。

  燕大入住华美之后,即将原来的楼顶、阳台、过道,一切能用的空间,一概加以简单装修辟为办公室若干。其后院一楼做女生宿舍和食堂,男生宿舍则设在附近的何公巷华阳县文庙内。

  2

  陈寅恪眼疾

  燕大学生轮流排班值守

  1942年10月2日,成都燕大正式开学上课,适逢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到达成都,战时教会五所大学联合邀请威尔基在华西协合大学演讲。燕大师生自陕西街校园整队出发,由校旗前导抵达会场,受到热烈欢迎。威尔基演说由燕大代校长梅贻宝现场翻译。威尔基讲话,一开头就说:“我真没想到,今天帮我翻译的是著名大学的校长,我深感荣幸。”这次演讲即成为燕大成都复校第一课。

  在成都的燕大虽是战时临时大学,设备简陋条件差,但教员中仍多博学之士,为了使教授阵容更为充实、更为精良,梅贻宝可谓用心良苦,特聘到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四位有名有实的学术大师来燕大执教。当时这四位大师即被燕大学子美称为“四大名旦”,足见其备受尊崇。内中的陈寅恪又被称之为“教授的教授”。来听他讲课的,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且常有一些教师,也曾有他的父执川大名教授、大诗人林山腴先生。梅校长曾撰文说“这些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

  1944年冬的一天,陈寅恪的左眼看不见周遭的景物,住进存仁医院,实施视网膜剥离手术,燕大师生甚为关切,学生轮流排班值守在陈先生床前,令陈先生感动不已。他向梅校长当面称谢:“未料你们学校,倒还师道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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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

  抗战胜利后回校视察

  当年就读成都燕大的学生多数是来自沦陷区,也有少数四川本土入学的新生。这些学生读书都极为刻苦,无须督促。一下课他们就直奔校图书馆看书,无奈校图书馆太小,面积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容纳不下。于是不少同学就跑到五大教会学校合用的理学院图书馆。还有的则另辟根据地,到茶馆去看书学习。有校友回忆说,祠堂街东侧有座茶楼,楼上的大部分座位常常都被燕大同学“垄断”。

  学生攻书刻苦,学校治学有方,难怪成都燕大良才辈出。后来成为著名文史学家的成都人唐振常、一代报才刘克林、以写历史小说《金陵春梦》而享有盛名的小说家严庆澍,都是出自成都的燕大。“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学长讲过一件事: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应邀访美,随行人员20人,其中有燕大老校友、时任外交部长黄华;还有4人都是在成都的燕大毕业的,他们是时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卫永清,主管新闻的彭迪担任顾问,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和他自己……”

  燕京大学创办人司徒雷登,是1876年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1919年起他出任首任校长。太平洋战争后,司徒雷登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时间长达3年8个月零20天,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才获自由。同月28日,司徒雷登来到成都燕大,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抵达陕西街校门时,门房校工敲锣高呼:老校长回来了!老校长回来了!全校师生涌向校门口,司徒雷登随即登上校内教士楼教授宿舍前廊高台,向师生致意致词,情绪甚为激动。之后,他还察看了陕西街简陋校园和何公巷华阳县文庙的男生宿舍。

  抗战胜利的次年,成都燕大师生告别“华美女中”全部迁返北平燕园。成都陕西街燕大,亦成为一段珍贵而鲜为人知的历史。

  街头那口井

  维系生活和乡情的坐标

  陕西街与半边桥南街相交正好是个丁字形街口。陕西街247号即在街口正中。上世纪30年代,这里有家主治内、外、妇产科疾病的医院叫“斐然医院”。即便到了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还可以见到这里常常挂有吊牌,上书:“中医师戴斐然”。从吊牌侧穿过一条狭窄过道,便是一旧式青瓦平房院落。院中有古井一口,井口不高,像一截露在地面的短烟囱,内壁布满厚厚的绿苔,夏季一场雨过,便有茂密的小草从圆形井台的青石板缝隙中探出头来,远远看去,就像一幅精美的图案。它竟成了维系一方生活和乡情的坐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来水尚未普及,这口井便成了街坊邻里生活用水的依赖。那时,从井里取水是用一端固定了铁钩的长竹竿,钩住空桶放入深深的井里,汲满水再一把一把提出井口。我初挑水时年幼力薄,水桶接触水面后总不听使唤,圆圆的桶身顽皮地滚来滚去,活像一只气球。这时,全靠挑井水卖供养五口之家的袁伯伯(街坊邻居都叫他“袁师”)来了。我更是着急,可越急桶越不听话。“算了!还是我来吧。”袁伯伯一把夺过井竿,对着空桶轻轻一拨弄,旋即便魔术般装满了水,几把提出井口。一脸的亲切而憨厚的微笑:难为你们这些娃娃子家哦……

  后来稍大体健力壮,再到井边取水,我动作老练了,挑水的步履居然还很有节奏感,也更喜爱紧跟在袁伯伯身后模仿他那肩头扁担上翘犹如一轮新月,而闪悠悠的潇洒动作。然而,要扮演个惟妙惟肖的“模仿秀”,也并非时时尽可“入戏”。往往在模仿得“憨扎劲”时,不时会遭遇狭窄街巷迎面涌来的人流阻截。急中生智,我大吼一声:“开水来了!”嘿,这好些个成都人惯用来开路的“假打”果然灵验,人流会触电般闪出一丝狭缝来。机不可失,我迅即游走在这稍纵即逝的狭缝之中,心中不免升起一种大智者的快意……

  夕阳西下,是井边最闹热的时候。洗菜的、淘米的、汲水的都围着井台摆开了“阵势”。一边洗菜、淘米;一边闲话家常:“今天粮店卖的‘安安送’(米)有点儿好,好多人买哦!”“这‘无缝钢管’(蕹菜)划得着,一毛钱好大一把哟!”……间或,也有下班的工人打着赤膊,在井边洗脸擦身,水声哗哗,水花飞溅,真是畅快淋漓,宠辱皆忘。时不时也会有个把放学娃乘人不防,猛地将脑壳扎进熟人的水桶打个‘迷头儿’,获得一分凉爽和惬意。

  街头那口井,串起了一街人的生活,也串起了一街人的情感,浇灌出邻里间和睦友好的情愫。因为无休止的奉献,它也拥有了永不枯竭的生命。

  现在,街头早已没了那口井,那方热土已是钢筋水泥大楼一幢。可它却成了我美好的回忆。每当想起那口古井,就会想起陕西街和半边桥南街上那些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故事……

【责任编辑: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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