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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难“盖棺论定”的

2019年03月11日 09:02 来源:凯风网 作者: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难“盖棺论定”的

 

  三国时的曹操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要给他定性并不容易。且看苏轼的评价。苏轼写《前赤壁赋》,这样说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日,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在《孔北海赞并序》中却又这么说曹操:“平生奸伪,死见真情。无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外。”,在《东坡志林》里,苏轼称赞管幼安“怀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最后又借别人之口骂曹操是贼子。

  苏轼对曹操的评价,忽明忽暗,忽正忽反,前后不一,说到底是因为宋儒大致都将孔孟的仁义忠信视为正统(与苏轼同朝齐名的大书法家黄庭坚称苏东坡“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即今人所谓的“政治正确”。苏轼是一介书生,在政坛上坎坷不达,屡遭贬谪(他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是因为他把政治看得太纯粹,太崇高,太理想。他不明白,在“奸小之境”的官场,政治只是一种需要,政治家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对谁有利,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和形势而转移,即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苏轼虽然看到了曹操是个不简单的人物,看到了他的政治智谋和用兵之能(见苏轼《诸葛亮论》),但最终认为曹操是个“斗筲穿窬”的鄙陋无耻之徒。

  像苏轼那样的文人,不受正统思想(核心是皇权思想)的钳制是极少见的。窃以为,对政治历史人物褒之贬之,爱之恶之,是各个时代评论者的权利。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不然,历史就成了任人更换的衣裳了。

  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从王沈的《魏书》、陈寿的《三国志》,至今已一千六、七百年,翻案,反翻案,反反复复,聚讼不休。本是一“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枭雄,到了习凿齿、朱熹笔下,则成了篡逆的汉贼,尤经罗贯中《三国演义》艺术化,曹操便被涂上了白脸,成了奸雄。及至现代,先有胡适、鲁迅,再有郭沫若、翦伯赞诸家,又来一个再翻案,曹操又“至少是一个英雄”了。

  在“评法批儒”中,曹操被当作“法家”,还曾“红”过一阵子。可见,像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难“盖棺论定”的,即使书上写了,史籍中记载了,都是不能算数的。

  就曹操而言,你说他英雄也罢,奸雄也罢,总归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在内斗中同归于尽。群雄逐鹿,曹操在众多的诸侯中脱颖而出,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功业。此外,曹操还是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他的那些四言乐府,现存虽然不多,但确实是好诗。气韵沉雄,遒壮抑扬,堪称三百篇之后千古奇唱。也许是他在征战的“马背上”哼出来的,他并无心做诗人。

  可是,要论到他的政治手段和道德人品,终为人诟。他对反对他的拥汉派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特别是他对伏皇后的棒杀以及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人斩杀于市,令“朝野之人,无不惊骇”。所谓曹魏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这一有悖道义之说一直流传至今。曹操在他创业时期,礼贤下士,唯才是举,广罗文士。但一旦身为丞相、魏王,实际上掌握国柄,便翻脸不认人,讨厌知识分子,害怕知识分子,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由是,有了曹操诛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等等惨剧。当然,从中国历史上看,从古至今,极权专制社会的政治家,打天下时需要知识分子,坐天下时讨嫌知识分子的“多嘴”、“捣乱”,视他们为“刺头”,又岂止曹阿瞒一人?

  吕坤说:“毁誉由人”。因此,今天对曹操功过是非的评论,也只能算作一种无伤大雅的学术争鸣而已。因此,对那些教科书中编制的定论,或由一分为二的战争思维,或由派性路径依赖推销简单化的极性思维,所得出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所谓“好人”、“坏人”的评判在这里失去意义。我们姑且不确定“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什么?能否恒定不变?就说在“好人”与“坏人”之中,还有“好人办坏事”或“坏人办好事”等诸种不确定的因素。为数更多的历史人物既谈不上很“坏”,也说不上很“好”,这才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简单地或先入为主地搞什么“三七开”、“四六开”或什么“倒三七开”、“倒四六开”,而应该是有几分功就说几分功,有几分过就说几分过,是非曲直,坦荡直陈,既不掩善扬恶,也不掩恶扬善,搞“成王败寇”那一套宿命哲学。

  对于争论,孔子有过提醒:“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此言的意思是,君子是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就是射箭竞技了。即便是射击,互相作揖之后升堂比赛,下堂之后再喝酒,举杯敬对方,这样的争依然不失君子之道。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能否定论,就像是升堂射击比赛,不必争,射中靶心者胜,最终还是靠事功来说话。

  窃以为,阅读史书,评点人物,当属文化消费之旅,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通过历史文化精品(比如苏轼的诗词等)的阅读,可望从前人的声息中提取相对准确的记忆,获得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诚如北宋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见司马光《资治通鉴》上皇帝奏表)通过阅史,还可从个体生动、丰富的阅历中,感受智慧的神奇,延伸未来的想象,在知人论世的故事中博取笑意,放松心情,提升文化修养与精神境界,真正达到以人为鉴的目的。

【责任编辑: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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